引言：一个当年“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红卫兵”，觉悟到自己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深有“觉今是而昨非”追悔莫及之感，以反思的方式，给报社写了一封长信，揭露江青利用手中的权力，煽动青年学生，以深挖叛徒为名，迫害革命干部，制造闻名全国的“深泽叛徒集团”假案的罪行。01、江青说：深泽县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在天津一所中学读书的冀石，参加了红卫兵。那时候，每当想到在北京天安门前受接见的情景，他就高兴地流下热泪，感到十分光荣和幸福。后来，红卫兵大串联，到处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冀石也参加了。那时候，他“以天下为己任”，处处冲杀在前，有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真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1968年2月，冀石正在天津揪斗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宋景毅，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市委常委、监委书记李守真等人的时候，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于2月21日，在北京接见了天津“造反派”代表，指示说：“深泽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当时，冀石认为，“中央首长”的指示，不但肯定了他们在天津的“革命”行动，而且指出了下一步的方向，就是说要到深泽县挖叛徒的老窝。于是，他组织了一个抓叛徒小分队，个个胸挂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兴致勃勃，于3月上旬到达了深泽县。02、40岁的女人被折磨得站不起来，爬回家后看见的是丈夫的尸体。深泽县位于河北省腹地，10个公社，16万人口。县城规模不大，房舍简陋。但由于江青“二·二一讲话”，这个小县城却在全国出了名。到这里搞外调、揪叛徒的人越来越多；大字报、大标语满街满巷；散发传单的，发表演说的，熙熙攘攘；高音喇叭震耳欲聋，从早到晚，呜哩哇啦地喊着深泽县“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叛徒特务有的是”,“要刮十二级台风”,“要打一场清查叛徒特务的人民战争”等等。石家庄地革委也派来了抓叛徒小组，并拨发了一笔抓叛徒经费。刚刚建立不到两个月的县革委于 3月17日急急忙忙向全县发出了《关于开展群众性清查叛徒、特务集团活动的决定》，并组织了抓叛徒专门班子。一时间搞得全县乌烟瘴气。根据抓叛徒办公室的意见，天津的抓叛徒小分队和石家庄的学生结合在一起，进驻了十几个重点村。冀石第一次去的是宋景毅的家乡北冶庄头村。冀石这个组共9人，组长原名杨孝义，“文革”开始，觉得这个名字没有阶级性，便改名为杨向东。当时，社会上“忠”字化正盛行，红卫兵当然不能落后了。每天早晨起来，杨向东就带着冀石等人排成队，站在毛主席像前，学几段关于阶级斗争的语录，表示主席在指挥着我们的行动。然后再研究战斗策略。杨向东向大家介绍说：“宋氏兄弟的房子让一个名叫王怀丹的住着，王怀丹虽然出身贫农，十七岁就给宋家当长工，但他住到这里以后，就变成了宋家的忠实走狗，和大叛徒宋景毅关系密切。今天，我们给他来个突然袭击，把叛徒的老窝闹个底朝天，把他们的罪证搞到手！”杨向东布置完任务后，就领着冀石等人来到王怀丹的门口，把手一挥就闯进了院子。“王怀丹滚出来！”随即从北屋走出一个约莫40来岁的女人，后边跟着两个孩子。冀石断定这是王怀丹的妻子。她刚说了声“他不在家”，就被七手八脚地倒背剪捆起来。杨向东“啪啪”打了她几个耳光，厉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宋文江”。“跪下，小爬虫！”杨向东一边喷着唾沫星子，一边抄起一把镐头，蓦地一下把宋文江打倒在地，还踏上了一只脚。这时，本村的“造反派”也来了，他们一个个戴着大口罩。只听组长说了声“搜”，大家就一齐冲进屋内，砸锅、摔碗、翻箱倒柜，把被子、褥子、破衣烂裳，统统扔到屋外。有半罐子过春节舍不得吃的猪油，也给搬出来摔在门台上。看到一罐子肥田用的氨水，不知是谁喊了声“毒瓦斯”，硬逼着宋文江交代保存“毒瓦斯”的“罪恶目的”。一块印有“天津”字样的布，也成了和宋景毅联系的“罪证”。这时候，街坊上一个60来岁的老人，用颤巍巍的声音说：“文江娘家四五辈人，只有这么一个闺女，这是她叔叔给她买的陪送……”话没说完，立刻遭到一顿呵斥，吓得老汉赶紧退了回去。正当这一群“勇士”在粮囤里撒灰土，在面缸里倒脏水，镐起锨飞，挖地拆炕的时候，王怀丹回来了。所有人蜂涌而上，不问青红皂白，摁住就打。王怀丹的脸被打歪了，门牙被打掉了，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这时，有人给宋文江穿上了出嫁时的花衣，脸上抹了黑，让她和王怀丹一起跪在院子里。杨向东不知怎么翻出了一把杀猪刀子，硬说王怀丹私藏凶器，想伺机杀人，进行阶级报复。王怀丹辩解道：“共产党领导我翻身做了主人，我向谁去进行阶级报复呀！”宋文江赶紧解释说：“这是从别人家借来刮猪头用的。”杨向东火了，用刀背猛磕宋文江的牙齿，骂她不老实。就这样，从上午8点一直打到下午两点，最后把王怀丹夫妻和孩子赶出了家门。当天夜里，杨向东又把宋文江从她娘家揪到大队专政组，继续审问她家和叛徒集团有什么联系，叛徒集团给他们布置过什么任务。她什么也说不出来。等让她回娘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多了。宋文江已被打得站不起来，她双膝着地，慢慢往娘家爬。杨向东让冀石和另一位同学跟宋文江一段路。夜很黑，月亮和星星被蒙上了一层云，好像不忍看这人间悲剧似的。冀石他们一直跟到宋文江娘家家门口，才往回走。可是，他们走了没几步，就听到一声撕人肺腑的哭声：“怀丹呀，你死得好苦哇！……”不一会儿，村里的高音喇叭也响了：“王怀丹是叛徒特务的看家狗，畏罪自杀，死了活该！……”03、跪钉子板，吊起来抽打，头发上烧煤油，点火烧头发……王怀丹死后不久，到4月下旬，县里召开了一次抓叛徒经验交流会。会上重新学习了“二·二一讲话”，以及报纸有关社论和重要消息。当时，河北省革委会连续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首长”“二·二一”接见天津革委会委员和革命群众代表时所作的讲话，并反复强调，这个“讲话”及时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伟大战略部署。《河北日报》还在头版头条接二连三地报道学习“二·二一讲话”的消息。这确实给了冀石等人很大的“鼓舞”，更坚定了他们抓叛徒的信心。通过交流情况，不但看到了“辉煌战果”，也进一步使他们认识到，这场斗争，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会上，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各组揪斗的重点人员都是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占多数，这与党的阶级分析理论有点矛 盾。但最后还是统一了，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阶级敌人明火执仗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很困难的，所以就采取在党内、阶级队伍内部寻找代理人的办法。会议决定，下一步要连续作战，扩大战果，把深泽县抓叛徒的斗争进行到底。会后，冀石他们又到了西内堡大队，目标是党支部书记宋白子。宋白子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一直在村当干部。当冀石追问他和宋景毅有什么关系时，他摇摇头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杨向东一听就生气了，大声训斥说：“你和宋景毅不都是姓宋吗？”这个老干部本来对“抓叛徒”这种行为就有意见，一听这种毫无道理的训斥，实在忍不住了，便顶了句：“难道天下姓宋的就都有关系吗？” 这一下可惹下了大祸，就像火星掉在炸药上，“轰”的一下，拳头、 巴掌、棍子、皮带一齐落在他身上，只打得宋白子翻来覆去在地上打滚。杨向东一边打一边说：“你就是不吃好草！你的主子都完 蛋了，你这个小爪牙还能怎么样！”乱打了一顿之后，就把宋白子架到一个名叫秋福的家里，让他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不准转动，不许斜视。晚上，杨向东决定对宋白子动一动“大手术”。他把宋白子拉到方桌前面，让他把十个手指伸出来平放在桌面上，摁住他的胳膊，然后拿来一个木杠压在宋白子的手指上，开始一头压一个人，后来加到三个人，疼得宋白子叫苦连天，最后一声哀嚎，头一栽，身子一歪昏了过去，吓得冀石等人急忙放开了手。杨向东对此很生气，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 …… ”一边斥责冀石等人， 一边冲着昏过去的宋白子说：“叛徒、特务死个十个、八个也算不了什么。”随后，杨向东带着冀石等人，对宋白子打一阵缓一阵，缓一阵再打一阵，直到打断了他两条肋骨，20多天后才叫他取保回家。可是，究竟宋白子有什么问题，他们最终什么也没搞出来。一天，冀石去南白庄大队看望同学郭永红，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搞的。这是天津市委监委书记李守真的家乡，他妹妹李素端是村里一个老干部。抓叛徒小组对李素端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放过。郭永红小组和村里一些对李素端有成见的人严刑逼问她关于李守真的叛徒问题，让她跪碴礁，跪铁棍，跪钉子板，吊起来用皮带抽打，晚上扒掉棉衣在外边冻，甚至在她头上浇煤油，点火烧头发。李素端宁死不屈，说自己哥哥是老党员、老干部，1936年就参加了革命，不是叛徒。这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共产党员。可当时，却说她“顽固不化”，抄了她的家，封了她的门，让她和四类分子一 块劳改，还逼着她刚过门的儿媳妇离了婚，说这是与叛徒集团的黑爪牙划清界限。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被搞得七零八落，人走财失。郭永红小组代管的中白庄大队更厉害，他们挖出几十个小国民党，还有国特、暗杀团。据说这些人和台湾、香港有联系。全村重点审讯的就有13人，打死3人。老贫农秦小堂被打死后，还在灵前开了批斗大会，棺材上写着两个斗大的“叛徒”黑字，还画满了乌龟王八，并下令亲属不准哭。冀石回到驻地的第二天是个集日，县抓叛徒办公室通知大家至集上参观“亮货”。这个词冀石开始不懂，等到集上一看，全明白了。只见临街靠巷的房顶上有一排排弯腰曲背的人，街上也有排成队的，他们是县直单位和部分社队揪出来的“黑货”。这些人有的戴着白袖章，有的背着草人像，有的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木牌子，是叛徒是特务，都写得清清楚楚。最显眼的还是那用4根竹竿固定在人身上的1丈8尺高的特大纸帽子。据说这纸帽子还挺贵，谁戴谁掏钱，一次四五元。街上挤挤撞撞人很多。刚开始，冀石还以为这些人是看热闹的或是买卖东西的，后来才知道，其中大部分是被揪斗对象的家属，他们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装出一副与己无 关的样子，不声不响地混在人群之中，在亲人附近的街道上转来转去……04、2900人被揪斗，3万人受株连，占了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过了一段时间，冀石他们就回天津了。记得临走的时候，石家庄和深泽县的“战友们”都有点恋恋不舍。冀石很关心深泽的抓叛徒运动，要求他们及时把情况告诉我们。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一年过去了。原天津市委的那几个“叛徒”，有的自杀了，有的仍关在“牛棚”。深泽县抓叛徒的情况，到1972年，冀石才从深泽一位战友的信中得到了消息。信的原文是：冀石同志：你好！我所以迟迟没给你写信，是因为抓叛徒运动尚无结果。现在看来，无结果恐怕就是这场运动的结果了。过程是这样的：1970年以后，运动进入专案审查和落实政策阶段，情况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得多。当时全县列为专案的有60多人，大部分证据不足，其中16名算是叛徒集团的主要成员。但他们有的是白色恐怖下入党的，有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时间不同，地点不一，找不到他们联系的证据。于是，我们费尽心机，根据他们参加工作的时期，划分了两个集团，一是“1933 年1934年共产党员叛变自首集团”，另一个是“1942年投敌叛变集团”。谁知，我们将情况向省、地领导一汇报，就挨了一顿批评。一位领导同志说：“江青说是一个集团，你们怎么搞成两个？这不符合‘首长’指示精神，回去重搞！”这件事使我们很为难。“两个集团”是根据两段时间定的，搞成一个不符合事实。但这是“首长”指示，必须照办。大家围坐在办公桌旁，苦思冥想，反复研究，把两段时间的人员合并在一起，凑成了一个所谓“深泽叛徒集团”，最后，深泽县革委给石家庄地革委写了一个《关于深泽叛徒集团的审查报告》。但是，报告中明显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叛徒集团”主要成员叛变自首的证据不足；二是主要成员互相勾结、包庇的证据不足；三是这些主要成员大多数在外地工作，本单位尚无结论，县里不能给他们定案，而且证据不足，因此，这个报告又退了回来。现在大家都没了信心。如果上边催劲不大，很可能就不了了之。这件事使我很迷惘，是我们抓叛徒运动搞得不深入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请你帮我解除思想的疑团。X X XX年X月X日看了这封信，冀石也迷惘了。这次抓叛徒是成是败，有益有害，他不得而知。深泽县是革命的老根据地，早在1925年就建党。宋景毅早期曾任过深泽县委书记，王亢之、李守真都是早期党员。“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南逃，这里的共产党组织很快建立了抗日武装。吕正操的抗日人民自卫军就是以这里为根据地发展壮大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深泽人民十分仇视，多次进行疯狂镇压。1942年“五一”扫荡以后，环境变得更加残酷。但是，深泽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同敌人进行了 艰苦卓绝的斗争。谁想到，在新中国成立20年后，因为野心家江青一句话，深泽人民又遭到这样大的一场浩劫！据统计，全县被揪2900多人，1500多人在集日亮过“货”，370多名大队党支部委员挨过斗，受株连的达3万余人，占当时人口的五分之一。不少人被打致死致残，有的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粉碎了“四人帮”后，“深泽叛徒集团”这一假案平反昭雪了，10万多人参加了平反大会。江青压在深泽十几万人民身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搬开了。结语：1978年12月14日，冀石看到《河北日报》刊登的为“深泽叛徒集团”假案彻底平反昭雪的消息时，感到十分内疚。因为在这一涉及范围很广，影响很大的假案中，他曾扮演过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给深泽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回想起来，真是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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